时间缓慢地流淌着,回望那段历史。功德林战法管理所,是关押战犯最集中的地方,而且这些战犯大都是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将领军官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,中央就一直对关押的战争战犯十分重视,这些人该怎么管理,当时,毛主席的指示是,对这些被俘虏的军官不虐待不杀害,而且还要给予一定医疗的保障,他们都是上过战场的人,一身伤痛也得到了治疗,比起别的国家战犯,他们享受到了相对好的待遇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新中国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,为了祖国的统一,决定了要和平的问题,为了加强两岸和平统一的工作要求,中央提出优待战犯,有可能的话,对改造好的进行适当释放。

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个问题,当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,1956年,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,毛主席作出了重要指示,多关押的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特别说明,如果把他们杀了,只能泄一时之愤,不仅不利于长远的发展,更不有利于和平问题。

所以后来,就有了一批批战犯被释放,这个决定的是英明的。国家当时释放了多少批战犯呢?他们重获自由后又去了哪里?有些人到了台湾,又是遭受到怎样的待遇?

一九五九年中秋的前一天,中央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,对已关押超过十年的,已经改恶从善的罪犯进行适宜的释放。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,这一条消息已发出,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,全国各地的战犯管理所的战犯,都在内心计算着自己的时间,超过十年的,有种蠢蠢欲动的感觉,没到十年的依然是愁眉苦脸的。

有可能被释放的消息有了眉目,战犯们的内心再也平静不下来,一天天的等待着消息,转眼到了国庆那一天,战犯们接到通知,早上要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乘车往广场,参加阅兵观礼,看到壮观的和阅兵仪式,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是喜悦的,充满希望的。

阅兵结束后,他们回到了管理所,接下来的时间还是等待,等待着特赦令的到来,等待的时间里,他们这些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,变得沉静起来,不断反思自己,变得更加努力学习努力改造努力表现了。

这些在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战犯,已经失去十来年的人身自由,固然已经不再留恋他们那时的军官生活,但依然渴望自由,对新中国的景象充满的向往。

在战犯们期盼着的时候,外面的人也在努力着。为了确定特赦名单,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,公安部接到中央批的特赦令以后,就开始向关押有战犯的省份发了通知,让辽宁、北京、山东、内蒙等地的公安局上报名单,按照特赦令特设要求,挨个审批,是个很繁杂严谨的工作。

功德林接到通知后,很快就开始执行,按照要求制定出第一批特赦的名单,由于国家没有先例,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去参考,只能根据国家政策自己考量,一开始就报了一百多人。

在这批名单中,有一个人位列其中,那就是军高级将领范汉杰,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,曾经去过日本、德国学习军事,早年在桂军、粤军中效力,做到了少将。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,还当过热河省政府主席,在解放战争辽沈战役中,范汉杰担任东北剿总副司令,在锦州作战兵败,被人民所俘。

范汉杰改造期间表现很好,好学,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过立功,所以这批名单里有他。当时在征求各民主人士意见时,有人提出反对意见,说他还需要改造,所以第一次的特赦没有他,到了1960年,才被最高人民法院释放。

经过对这些战犯一个个的审查核实,最终将一百多人的名单减到三十多人,将这份名单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,周总理看到这份名单后,说名单里为何没有浙江奉化人。当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加紧了反对的宣传,抹黑新中国,诬陷我党虐待俘虏,为了揭穿蒋介石的谎言,所以周总理考虑到可以释放一名蒋介石嫡系将领。最终挑选了符合这一条件的人。

这个人叫周振强,浙江人,黄埔军校毕业,是满足蒋介石用人标准的,一是浙江老家人,二是黄埔出身。被俘之前,任国民革命军浙西师管区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,是蒋介石极为信任的人,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重新报了名单以后,在12月的一天,战犯们得到了好消息。

有一天清晨,让他们穿戴整齐去开会,一进会场有人就开始骚动,因为这是一场特赦大会,这时他们相信特赦的事情是真实的,这一刻真的来了。

特赦大会开始,全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,有人在默默思考,有人在静静观望,他们一字一句地听着台上宣读特赦名单,深怕错过一个字。叫到名字的人,他们的心都要快跳出来了,既紧张又兴奋,没有被叫到名字的人失落在一旁。

第一个宣读的名字就是杜聿明,在管理员的提醒下才反应过来,还有宋希濂、郑庭笈、周振强、邱行湘、王耀武、杨伯涛、曾扩情、陈长捷、卢浚泉共十人。

12月4日,这一天不仅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,还有抚顺、济南、呼和浩特、西安等地同时举行了特赦大会,这次特赦的罪犯一共33人,其中战犯就有30名。就在这一天,他们成了自由的公民。

1959年12月4日,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特赦,释放反革命和形势罪犯12082名,战争战犯33名,其中杜聿明被特赦后,十分感激毛主席和,继续留在了北京,还曾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。

第二次特赦,是在1960年11月28日,还是秉承确定改恶从善的原则,一共释放了五十名罪犯,包括原来隶属于蒋介石手下的四十五名战犯,有第一次没有上榜的范汉杰,还有李仙洲这样强硬的人物。第三次特赦,时间是1961年12月25日,一共特赦六十八名罪犯,包括原属于伪满洲国时期的战犯七人,其余六十一人都是蒋介石集团的战犯。

第四次特赦,是在1963年的4月9日,共释放了三十五名战犯,战犯三十人,原属于伪满洲国战犯四人,伪蒙疆自治政府战犯一人。第五次特赦,时间是1964年12月28日,共五十三人,战犯、伪满洲国战犯和伪蒙疆自治政府战犯,分别是45人、7人和1人。第六次特赦是1966年4月16日,一共释放五十七名罪犯,这几次特赦的前提条件都是一样的,那就是“确定改恶从善的”,这是释放的唯一标准。

对于战犯管理的工作,周恩来总理是十分重视的,还经常督促时任公安部部长的,要好好开展战犯特赦的工作。将在押战犯的资料整理出来,并对哪些可以释放哪些不可以写了一份报告,毛主席看到后,经过一番思索后,作了批示,那就是都放了。

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,全部将战犯释放,或许他们没有想到,在自己有生之年还可以重获自由,人的宽广的胸怀,令他们感动。第七次的特赦,与以往特赦有些不同,不仅仅是因为时间距离前几次长了些,时间间隔长是因为那段时期特殊的历史原因,最主要的区别是,释放了全部关押的战争战犯,还给他们公民的自由,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一次赦免。

毛主席批准释放了二十几名级别高的高级军官,周恩来总理批准释放了团级以上全部在押的官员,还特别批准了,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,并会给足路费,去了不愿意待着的也可以回来,我们照样欢迎。

这样重大的决定,再一次引起海内外的关注,德新社就此事进行了报道,说中国能做出这样的决定,足以表明如今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。还有南通社报道说,大陆这一次的赦免,对台湾的回归有深远的意义,是在变相地告诉在台的人,及时回头才是岸。

被特赦的王秉钺、陈士章、蔡省三、周养浩、段克文和张铁石等十人希望可以回到台湾与亲人团聚,他们的请求很快得到了中央批准,同意他们回到台湾。

4月12日的下午,中央的几位领导,还特意在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店为他们十个人饯行,饭桌上王秉钺等人还说,自己过去确实犯下罪行,与人民作对,结果没有侮辱也没有杀我们,还给我们治病,这样宽大的处理,实在感谢。

之后,给他们每人两千的路费,一套新衣服,还有一张往返通行证,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,他们从北京到了深圳,再从深圳转到香港,于14日下午,顺利抵达香港,准备回台湾与家人团聚。

但是他们回台湾的路上很不顺利,台湾当局听到他们要回去的消息很是恐慌,完全忘记这些人曾经也是高官,为贡献过力量的人,公开发表声明拒绝他们入台,怀疑他们是的间谍。这次回台湾是要执行秘密的任务,不仅逼迫他们公开,更要求他们以难民的身份办理回台手续,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暂时停留在香港。

当时宋希濂面对媒体记者,公开说台湾方面应该派人来香港接他们,因为他过去是为卖过命的人,如今不接也罢,却百般刁难,让以难民身份回去,内心无比愤怒。

他们在台湾待了将近一个月,仍然等不到消息,面对人的盘问不信任和儿子指责的压力,组织和家人的无情,张铁石心理受到了严重的打击,最后选择在酒店结束自己的生命,后来是他的骨灰回到了台湾。由于方面还是坚决不同意他们入台,无奈之下,他们各自选择了出路,有人选择留在了香港,有人远赴美国,有人则选择回到大陆。

陈士章的女儿是美籍华人,所以他很快跟着自己女儿、女婿去了美国,只是在台北转机时,匆忙与妻子在机场见了一面,王秉钺、周养浩和段克文也相继去了美国,直到去世再也没有回来。

张海商、赵一雪和杨南村选择重返大陆,年过古稀的老人,如今想和家人见一面都成了奢侈,后来,他们到了北京生活,同年,张海商、赵一雪和杨南村分别任命为湖北省政协、上海市政协、四川省政协委员,他们积极参政议政,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征战沙场多年,最后成为战俘,关押几十年后重获新生,想要回到台湾却被拒之门外,这十个人是不幸的,但他们又是幸运的,幸运遇到了,让他们安度晚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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